1、1962年，科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库恩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训练的物理学家，但他转向了科学史，并追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科学领域中的重大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没有局限于自己的时代，而是深入研究了哥白尼革命、氧气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历史上的重大科学转折。他的研究没有采用标准的、编年史式的成功叙事，而是试图重构那些重大变化发生时的真实历史情境。他得出的结论与斯诺所描述的、以及科学期刊论文所呈现的那种累积的、线性的理性进步图景截然不同。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是由相对漫长的“常规科学”时期所组成的，在这些时期中，科学家共同体在一个公认的“范式”内工作，解决范式所界定的“谜题”，扩展其应用范围。在这种常规模式下，科学家并非特别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追随的范式的约束和引导。这一描述与波拉尼关于科学家依赖良心和直觉的观点形成了呼应，但库恩更系统地将其置于一种社会学和历史的框架中去考察。
2、库恩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描述了科学革命的动力学模型，这一模型的核心机制是“反常”的积累。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在范式框架内不断遇到无法被现有理论完美解释的实验结果或观察现象，这便是“反常”。起初，科学家们会试图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说，或者将反常解释为实验误差，来将其勉强整合进通行的范式之中，这多少会取得一些成功，维持着范式的稳定。然而，库恩发现，当这类反常现象越积越多，特别是当它们持续出现在范式核心的领域，并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消化时，该科学分支就会出现一场“危机”。在危机中，旧的范式失去其绝对的凝聚力，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替代方案，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先前处于边缘的科学家，会提出一个全新的范式，能够为这些顽固的反常现象提供更简洁、更融贯的解释。一旦新范式被足够多的科学家接受，一场“科学革命”便就此发生，整个学科的研究议程、核心问题，甚至定义何为“科学问题”的标准，都将被彻底重塑。这一模型表明，科学进步并非平稳的知识积累，而是一个被危机和革命所打断的、有节奏的非线性过程。
3、在探讨科学革命的发生机制时，库恩特别注意到一个社会学特征：发动科学革命的，往往是该领域内的年轻人，或者是从其他学科领域跨界而来的边缘者。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没有在其所进入的领域中接受过最长时期、最完整的传统“规训”，因此，他们对旧范式的思想束缚相对较轻。他们不受全套旧有思维定式的禁锢，更容易用一种新鲜的、甚至看起来是异端的目光去审视那些令整个共同体感到棘手的反常现象。沃森和克里克就是典型的例子：沃森是动物学出身，年仅23岁，对化学和X射线衍射知之甚少；克里克年长一些，但也是半路从物理学转向生物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并非根正苗红的生物化学家。他们不受“君子约定”等圈内规则的束缚，敢于用搭建模型这种看似非正统的方法去冲击脱氧核糖核酸结构问题，最终抢在了那些资格更老、训练更正统的同行之前。库恩因此强调，在促进知识进步以及促使科学共同体接受新知识的过程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例如代际冲突、学术圈子的内部政治、边缘学科对中心学科的反叛——发挥着极其重要且常常被忽略的作用。
4、库恩的另一个发现，与量子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曾经表达过的苦涩观点高度一致。库恩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大多数科学家个人终其一生都很少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能够最终在科学共同体中获胜，往往不是因为它在学术辩论中彻底说服了老一代的对手，而是因为老一代的科学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离世，而新一代从学生时代就接受新范式教育的科学家，会自然地成长起来，成为该领域的多数派和主导力量。这被后人称为“普朗克原理”，即“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让他们信服，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去世，而熟悉新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这一略带讽刺的观察，极大地动摇了那种认为科学完全是通过冷静、客观的理性辩论而达成共识的理想化形象。它揭示，即使在最讲求证据的科学领域，人类认知上的惰性、对早年所受训练的忠诚，以及代际更替这一缓慢的人口学事实，都在知识变迁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5、库恩犀利地指出，公众，甚至是多数科学家自身，关于科学进步为何会形成一种平滑、累积的线性发展印象，其最主要的塑造工具，恰恰是科学教育中使用的教科书。别的学科也使用教科书，但在科学领域，教科书最为盛行，其权威性也最高。库恩发现，科学教科书在呈现学科历史时，会进行一种系统性的重写。它们总是根据当前的范式，去选择和重新解释过去的研究成果，将那些与现行范式吻合的早期片段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好像一直朝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方向前进的故事。而那些错误的理论、被证伪的假说、导致重大争论却以失败告终的研究路线、以及科学革命时期的混乱，则被简略或完全删除。多数年轻科学家正是通过这种被简化和重新包装过的二手材料来获取专业知识的，他们很少去阅读原始的、充满了思想挣扎和不确定性的文献。这一点，与文学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习文学的人不仅读原作，也读文学批评教科书，他们了解作品在其时代中的复杂性。库恩的这个观察，回应了利维斯对斯诺的批评——科学家往往不了解他们自己学科中真正原创的、第一手的发现过程，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被过滤得干干净净的“知识”，而这恰恰强化了科学是纯理性事业的幻象。
6、由于库恩的著作揭示了科学革命中社会、心理和偶然性因素的关键作用，它很快就被许多非科学家，乃至反科学的阵营所热烈拥抱和引用，用以论证科学不过是另一种权力体系或信仰神话。然而，必须郑重强调的是，库恩本人一贯反对这种对他著作的相对主义解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拆科学的台，也从未否认科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特殊的，因为它以一种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他在这一点上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一致：科学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够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的知识。库恩所试图解构的，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的可靠性，而是那种关于这种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过于天真和理想化的哲学叙事。他想证明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轨迹，比波普尔所设想的“猜测与反驳”的逻辑模型要更为复杂、更富有人性色彩，也更为有趣。库恩留给后世的正面遗产，是促使人们用一种更精细、更贴近历史实际的眼光去审视科学——它不是一台自动的知识生产机器，而是一种深嵌在人类历史、社会和心理复杂性之中的、极为成功但也并非完美无瑕的认知事业。
7、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后，在哲学、历史学和科学界内部都引发了巨大且持久的争议，其中相当一部分争议源于对“范式”概念的不同解读。一些人批评库恩将“范式”描述得过于垄断，似乎常规科学时期完全不容异见；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科学革命模型带有相对主义的危险，暗示范式之间的转换是不理性的格式塔转换。许多科学家完全不相信库恩的描述，因为他们受惠于教科书所塑造的历史形象，认为自己从事的就是一种不断发现新事实、并依据证据调整信念的纯粹理性实践。即使在库恩的支持者中，对于何为范式、何为常规科学，也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库恩本人在后来的版本和后继著作中，也试图澄清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用“学科基体”替代过于宽泛的“范式”一词。然而，不管争议如何，库恩的著作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讨论的起点。在他之后，任何人再谈论科学的进步，都无法再简单地诉诸纯粹的经验归纳逻辑或朴素的理性主义叙事，而必须面对库恩所提出的这些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问题。科学知识由此在人们的心智中，变得比过去更具实验性了，不仅是它的内容，也包括人们对它自身性质的理解。
8、将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叶关于科学观念的重大转变。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强调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宗教和形而上学，在于它的“可证伪性”。科学家本质上是带着问题、以陌生人的身份邂逅自然，提出大胆的猜测，然后努力去反驳它。科学的工作是那些能够被经验检验并有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知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知识的增长是逻辑性的、理性的，虽然永远没有止境，但它沿着一条不断通过证伪来排除错误的大道前进。波普尔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他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内核，即科学在前进过程中试图运用或成功运用的逻辑，而他几乎没有考虑科学活动的“外围环境”——那些如同戏剧一般的竞争中，参与者的背景、野心、隐秘的议程，仿佛它们是与主要事件不相关的过场戏。而库恩恰恰是把这些“外围环境”，这些被波普尔忽略的历史、社会和心理维度，放到了舞台的中央，论证它们不是过场戏，而是科学这部大戏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转变，意味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从方法论和逻辑学的抽象层面，下沉到了鲜活、混乱的历史和社群实践层面。
9、C.P.斯诺曾将科学视作一种“文化”，以与文学的人文文化相对话。但库恩的工作实际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内涵。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通过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时空“方法”来界定的，而是通过一种“传统”来维系的。这种传统包括了特定的训练方式、为共同体所共享的范式、被认为是合法的研究问题类型、采用何种方式去追寻答案的潜在默契，以及一套继承和改写自身历史的叙事模式。在这个传统中，很多科学家因循守旧，被预先决定了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会对哪类问题感兴趣，以及他们打算以何种方式去追寻问题的答案。因此，科学传统远不及斯诺和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依赖每个个体的独立理性批判，它的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一种基于共识的、共享某种世界观和实践规范的共同体生活。这种将科学视为“传统”而非纯粹“方法”的观点，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不仅让科学历史学家找到了丰富的研究领地，也让众多人文历史学家看到，科学完全可以被当作一种人类文化现象来进行考察，如同宗教、艺术或法律一样，而非一个由冰冷公式组成的、无法进行人文分析的异质领域。
10、库恩留给后世最深远的影响，或许是使“科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变得比以前更具“实验性”了。在他之后，认为科学提供确定性、真理一旦被发现就不可动摇的朴素实证主义观点彻底动摇了。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今天的科学共识，可能是明天的历史错误；所有理论都只是暂时未被推翻的、能解释现有现象的“最佳假说”；重大的科学变迁不仅涉及事实的增加，更涉及世界观的格式塔式转换。这种认识并非导致虚无主义的相对论，而是催生了一种更复杂的、更具自我反思精神的科学观。它承认科学是我们迄今为止获取可靠知识最强大的工具，但它也要求科学共同体和公众时刻保持一种历史性的自觉：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无论看上去多么完备，都处于历史之中，它携带着自身“范式”的盲点和预设，未来很可能会被一场目前尚无法预见的科学革命所重新整合。这种将科学知识本身“历史化”的视角，是库恩革命最根本的哲学遗产。它没有削弱科学的力量，而是让我们对科学力量的理解，从盲目的崇拜和简单的图像，转向了一种更成熟、更辩证、也更合乎其实际运作状况的清醒认知。
